刀笔砺志与翰墨传灯：刘乃中的书法篆刻人生

杨柳青曾有一条名为“翰林院后门”的胡同，它东起卍字会胡同，西至东姜家店胡同北端，长132米，宽4米，最窄处2米。胡同两侧为砖木结构平房、土路，相传于清光绪年间形成，因翰林刘学谦的住宅后门在此巷内而得名。著名书法家刘乃中的祖父便是刘学谦。

旧时的科举制度，覆试、殿试、朝考均重视楷法，书法不好者难取优等。晚清举人刘大鹏来到京城后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京城的举人将书法看得非常重要：“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敝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自清康熙后，重书法便成为科举考试中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尤其到清中后期，科举对书法的要求更高了，状元、翰林必为擅书者。

在这样的科举风气下，加之刘家重教育、重门第的家风，刘学谦自幼熟练书法，长期研习，写得一手好字，在当时颇有名气。光绪十二年（1886），刘学谦充丁酉科陕西乡试副考官时，曾费力搜罗北魏名碑——《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拓片。据史料载：“……天津刘益斋师，丁酉来主秋试，尽力搜罗，亦终未获一纸。”由此可见，刘学谦对书法深为着迷。

刘学谦因书法造诣高深，已被今人列为清代书法家。有资料记载：“刘学谦书法刚劲有力，但不轻易送人……世间少有留传。”但亦有资料记载，刘学谦“生前颇有书名，至今在天津的古旧书画市场上，还能偶然见到老人墨迹。”

可惜的是，1921年出生的刘乃中只见过曾祖（刘晋恩）的画像和照片，也没有见过祖父（刘学谦）和祖母，仅藏有祖父的数幅书法作品。

据刘乃中回忆，受刘学谦的影响，刘家人都比较重视书法，且大多写得不错。刘乃中小时候偶然见过姑妈练字的小本子，姑妈的书法令他印象极其深刻——小楷写得非常漂亮。

刘乃中的父亲刘毓珙毕业于京师译学馆英文班，清末毕业时被安排到外务部，民国时在同窗好友陈锡璋的帮忙下，谋得中国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之职，时年刘乃中刚满十岁。刘毓珙这一走，断断续续有十多年的时间都在外地或国外，刘乃中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母亲及伯父等亲戚们的呵护下成长的。

刘乃中的二伯父刘毓瑶，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其人酷嗜金石，雅善书法，尤长篆书，因刘毓瑶住南城，与另一住北城、工篆书者徐世襄有“南刘北徐”之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毓瑶已是“冰社”的成员，社里年轻的成员们称呼他为“二大爷”。当时，启功先生为“冰社”最年轻的成员，亦跟随大伙儿称呼刘毓瑶为“二大爷”。

刘乃中从小就总见着二伯父与诸多名流雅士往来，并应各方面之邀写字，常写篆书，有小篆也有大篆，偶也书隶书和行书。这使得他对金石书法尤感亲切，对二伯父“谈笑有鸿儒”的翰墨生活暗生仰慕。

刘乃中像（西青区档案馆提供）

受大家庭影响，刘乃中自小对笔墨非常熟悉，还不到五岁就开始用毛笔习字，非但不厌烦课业，反而很愿意写，因此颇受老师的鼓励和表扬。1933年小学毕业后，他被保送到教会学校——汇文中学，虽然上的是“洋学校”，但刘乃中的家庭教育却是深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这使得他虽“身在洋学”，却始终坚持笔墨研习。

初二暑假，刘乃中例行假期习字时，常练楷书的他突发奇想要练隶书。从祖父和父亲收藏的书籍中，他找到有正书局出版的《张迁碑》和《礼器碑》的印本，刚写了几篇就得到古地理学家钟凤年的认可：“你写得好啊，写出来就是隶书笔道。”练了两三年后，高一时的刘乃中觉得自己可以在宣纸上写字了，方才敢在家中藏画上题字，被刘毓瑶看到后，“二大爷特别惊喜，鼓励我继续研习。”

刘乃中常去刘毓瑶家，“看二伯父写字，听他谈论字和有关的知识，看他大量收藏的珂罗版字帖，还有金石拓版什么的。我第一次看到于右任主持的《草月书刊》，就是在他家。他还经常跟我谈冰社的情况，还有琉璃厂的一些琐事。”

后来因英语不好，刘乃中大学落榜后便“赋闲在家”，因觉得自己写字颇得门道，想着书法作品写好后总是要盖印的，加之家中有父亲留下的整盒青田石章，又动了习练篆刻的心思。

祖父刘学谦藏有一部《墨池堂选帖》，内有一篇索靖用章草书写的《出师颂》，内有“乃命上将授以雄戟”“历纪十二天命中易”两句，刚好可择出“乃中”二字，刘乃中便将两字描在石头上，刻成朱文，还加上了边框。刻好后，他拿给钟凤年看，又得到了“刻得行啊”的赞赏。由此，刘乃中在书法之外，又闯进篆刻天地。

刘乃中进入辅仁大学后，虽为学生，但已在篆刻界博得了一定的名气。在当时的北平文化圈很有名气的二伯父刘毓瑶、表哥王庆谔和表哥的老师柯昌泗等人，都开始使用刘乃中所制印章，他们还常代人转求。

在辅仁大学求学期间，刘乃中因热爱书法篆刻艺术而选择进入甲组，即语言文字组学习。因甲组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学科均由名家任教，刘乃中因此得到沈兼士、余嘉锡、陆宗达、于省吾、周祖谟等人的教诲。

1940年夏天，在海外任外交官的父亲刘毓珙在与家人分别近十年后，终于回到上海。母亲带着孩子们从北京前往上海与刘毓珙相聚，刘乃中因此暂停了辅仁大学的学业。当时的上海是知名的世界级都市，聚集了很多名人大家。刘乃中在上海得以结识新文化领袖人物郑振铎。最令他难忘的是与中国近现代印界泰斗、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先生的一面之缘。

时年已过花甲的王福庵对尚是大学生的刘乃中的篆刻颇为肯定，仅对极个别的作品提了意见。刘乃中后来回忆，遗憾的是未能拜其为师，但当时的他太年轻，“也不甚懂如何拜师”。

这次拜访，令他深刻地明白自己的研习虽为个人摸索，但来路基本还是“入门合辙”的。后来，刘乃中只此一生都将自己视为王福庵的私淑弟子。

1956年，刘乃中被打成“右派”。不久就被分配到北大荒监督劳动。在那里，因为他偶然中帮劳改队的领导修好了不走字的英格纳表，不久之后便从黑龙江宝清县八五三农村二分场调往总场，负责刻公章。刘乃中说：“我会刻印，不会刻公章。”领导一听就说：“你不就是刻戳的吗？怎么不会刻公章？”

于是，刘乃中从头学习如何在废旧木头上刻宋体字。“那时候连一本字典都没有，我只能从报纸或其他印刷材料中找宋体字模仿，愣是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刻字匠。”在总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被派回二分场，但并没有回“右派”队，而是调到了副业队，农忙务农，农闲期便修表和刻戳。

1960年末，根据中央新政策，在北大荒劳动改造的“右派”被分往全国各地继续改造。刘乃中被通知前往长春报道，将在吉林市继续改造。农场给了刘乃中一个月的省亲假，他才有机会回到阔别三年的北京。这几年，家里的东西几经变卖，仅余下一点点珍藏的碑帖、书籍、照片和祖父的遗墨、朱卷等。他将这些东西打包带到了吉林，历经磨难保存了下来。

刚到吉林时，因馆内一个同志结婚，大伙凑份子时需要用隶书写份子单，但馆内长期写隶书的吴曦宇病了，刘乃中便自荐写单。这才使得他的“书法特长”被发现。此后，他便努力找寻机会“亲近笔墨”。

吴竞、庞琦、郭松筠等年轻人，因对书法的热爱、对刘乃中为人的敬佩，悄悄聚集在他的身边。刘乃中便偷偷地教他们书法，讲授传统文化。这些朋友和弟子在特殊年代里，使得被迫远离传统文化的刘乃中得到了一种慰藉。在这样一群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身边，刘乃中亦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

在吉林“改造”期间，他学过木匠、干过水暖，还帮老乡们义务修表。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成了能独当一面的木匠师傅，给图书馆砌过车库墙和院墙，做过正门和车库门，从和水泥、搭脚手架，到搬砖砌墙、力工、技工……都由他一人全包。在维修队一干就是十余年，直到1978年6月，他的“右派”被“摘帽”。

1980年1月，吉林市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刘乃中被任命为吉林市图书馆业务副馆长。这才使得他在艺术天地中得以自由翱翔。在九十寿诞时，刘乃中将毕生创作和收藏的艺术精品捐献给吉林市，被刘乃中艺术馆永久收藏。

回顾刘乃中的一生，其受祖父刘学谦影响，自小亲近传统文化，后寄身翰墨。在动荡年代虽历经坎坷，但因心怀文化之火，借笔墨之种，秉承家风家训，得以拥有开放的胸襟容纳生活的磨砺。晚年的他将全部精力奉献给国学，整理古籍、校勘乡邦文献、培养学生，并以个人的影响，将诸多著名当代艺术家，如启功、赵朴初、王静芝、叶浅予、何海霞、潘絜兹、田世光等，与自己的第二故乡吉林建立了联系，增添了吉林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提高了城市的文化品位。

在中华几千年历史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家风便是其中之一。《礼记•大学》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刘学谦作为杨柳青唯二的翰林之一，崇尚孔孟之书，喜读《春秋》并注解《春秋》三传，尤其是《公羊传》，自诩“公羊学子”。为官期间，他不避权贵，直言进谏，关心民生，敢于为底层百姓发声。这些行为，皆彰显刘学谦始终秉承孔孟之道，坚守“仁、义、礼、智、信”的操守。

刘学谦穷尽一生对品德的坚守，对翰林身份的珍惜，无形中塑造了良好的家风。作为一家之长，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庭里的其他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刘乃中虽无缘成长于其膝下，甚至从未与其谋面，但刘学谦的种种事迹流传于家族。耳濡目染之下，对刘乃中的言行举止起到了规范作用。尤其是祖父的书法对其影响甚深，后在二伯父刘毓瑶的亲传和帮助下，刘乃中走上了翰墨之道。在人生困顿艰苦之时，他因自小生长于书香家庭，幸而“弄刀扬翰，终难自秘，涓涓细流，未尝全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