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青地处京畿要冲，位于津城西厢，扼水陆交通枢要。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其所经之地，从原来的静止地带变为流动地带，人流物流沿河而动，形成了漫长的商业活动轴心，其影响力深入两岸的广阔空间。可以说，借由大运河这条贯穿南北的千里贸易线，杨柳青成为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业俱兴之地、中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被誉为“北国小江南”“沽上小扬州”。因商业繁荣，南北往来频密，故而民风开化较早，崇文厚德、兴学重教渐成地域特色，亦是民间较早自发进行教育普及的地区之一。

刘翰林宅旧址，20世纪80年代时为福利工厂及普通民居

（西青区档案馆提供）

崇文书院与翰林出身：刘氏家族的立身之基

杨柳青镇的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明中叶，当时各村已建立私塾，至清末形成规模，为贫民阶层学习知识提供了机会。光绪四年（1878），杨柳青当地士绅刘光先、石元俊、石作桢、周爱莲、王文彬、戴冠庆、朱宝光、王大为等人在始建于明朝万历四年的文昌阁内创建了崇文书院，其目的是培养读书士子。

崇文书院依据《白鹿洞规》制订了四大“学规”。一是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二是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三是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四是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崇文学院遵循古制，若有学子违背学规，师长可对其进行处罚。书院还规定月考课两次，实则为士子科举考试的训练场。

崇文书院的创办人之一刘光先乃杨柳青当地知名的士绅，其人尤重教育，对后辈“唯读书是务”。其子刘恩晋获岁贡出身，四品衔候选训导；其孙刘学谦乃杨柳青镇首位翰林。可以说，刘家乃杨柳青当之无愧的书香门第、官宦人家。

翰林院乃官署名。设此衙门以掌文翰秘书之事，其中有掌院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职。凡进士朝考后得选入其中任职者，习惯上统称翰林。

清代沿明制设翰林院，但其级别比之前朝有所提高，掌院学士为从二品，由朝廷大臣兼任。晚清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是翰林出身。故士林皆视翰林院为储相之地，以分入翰林院任职最为清贵，相与穷毕生精力奔竞于科场之试，以得馆选为荣宠焉。在大众的心中，“翰林”是国家给予个人的一种殊荣，是学者文人的最高荣誉。

因此，刘学谦被“点翰林”后，便意味着他是被官方认定的有真才实学的中国文化精英。更重要的是，居于文化金字塔尖的翰林们，拥有读书人最高贵的声望——“清望”。

翰林门第的家风传承：从“不教之教”到逆境求生

刘学谦自幼聪敏，潜心学问，崇尚孔孟之道。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子女谆谆教导，树立了良好的家风。

刘乃中的父亲刘毓珣乃刘学谦第三子，毕业于京师译学馆英文班，民国时期曾任中国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蒙藏委员会”驻藏专员等职。刘乃中的外祖父王家乃河北枣强有名的诗书人家，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虽然不是族内年龄最长的，也不是辈分最高，甚至字也认得不多，但因其处事得法，故而在族内威望极高。刘乃中的母亲王端蕙深受其母影响，持家有方，善于不教之教。

刘学谦去世后，刘家一直保持着官宦人家的生活状态。刘毓珣夫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保持着家有四五个仆人的生活。刘乃中的母亲王氏甚至保持着旧时高门大户的习惯，出嫁时娘家会给姑娘配陪嫁嬷嬷。王氏身边就有一个陪嫁嬷嬷老高妈。据刘乃中回忆，孩子们都由奶妈照顾，佣人们有的是厨子，有的负责洗衣服，有的负责做家务等，算是各司其职。在王氏的安排下，刘毓珣虽然人在外地，但家里的生活始终井井有条。

按照刘乃中的家庭状态，他可以算是富人家的少爷了。但王氏并没有溺爱儿女，即使家中有数个佣人，王氏仍然要求儿女学会做家务。从五六岁起，刘乃中就在母亲王氏的要求下学做针线活。他回忆儿时的自己先拿一块小布，学着缝成一个小口袋。后来人长大了一点，又在王氏的要求下开始学洗衣服，从手绢、袜子这类小物件开始学起。第一次洗肯定是洗不干净的，王氏这个河北枣强大家族出身的大小姐会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怎么把衣服洗干净。等孩子们学会洗小物件了，她接着让孩子们学洗内衣等稍微大一些的衣服。刘乃中曾说：“那会儿的人都穿长袍，小孩子好动淘气，经常会把衣服刮出个三角口子。母亲会让我们自己把口子对起来缝上。不仅如此，等我们都缝完了，她还会将几个孩子缝的口子放到一起做评判。告诉我们，为啥缝得不整齐，为啥有的地方缝得高一脚低一脚。”

后来，王氏还教孩子们补袜子，怎么用“袜底板儿”。刘乃中还记得，“等到我们再大一点，她（王氏）又开始教我们学做饭”。因刘毓珣长期不在家，许多跑外办事的活儿，王氏都会放手让孩子们学着去办，丝毫不会有“孩子们还小，跑外办事都是仆人的事”的想法。

王氏对子女的教育，不仅仅重视独立生活能力方面的培养，还很注意孩子们的社会性培养。她常常会带孩子们下饭馆，通常会选择那些有名气的、有风格的、有地域特色的、有名菜佳肴的饭馆。她教孩子们学点菜，认识名菜，见识味道，懂得“讲究”。刘乃中曾回忆到：“北京有很多有名的饭馆，母亲带我们去过一个饭馆就不会再去，下次会选择其他饭馆，带我们一一品尝和见识。母亲就是以这样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带我们认识社会。”

最让刘乃中难忘的是母亲对教育的重视：“母亲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再难也得让几个孩子都上大学。也正是这种坚持，她不遗余力地供孩子们念书受教育。”刘毓珣与王氏的四个儿子全部都上了大学，老大刘乃隆上了清华大学地质系，抗战时南迁到西南联大，在联大毕业；刘乃中考上辅仁大学国文系；老三刘乃正考上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老四刘乃元考上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

“母亲和我说，即使将来我们有福气用得起人，起码也能分辨人究竟是懒还是勤。”王氏这些育人道理听起来很朴素，却非常有见地。

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经说过：“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其实，这就是现代教育理念中的“逆商”，即指一个人面对逆境时的处理方式，可以理解为正视挫折、脱离困境和超越自我的生存能力。王氏的教育理念无形中暗合了现代教育中的“逆商”培养。

刘乃中作为杨柳青翰林家族的后代，在刘毓珣夫妇有意识的引导下，培养出艰苦耐劳、毫不骄纵的性格。刘乃中曾坦言：“正是母亲教会我的这些基本生活技能，使我学会了如何应付生活的变故。”